刘伯承率领二野蜂拥而至。林彪统领四野从武汉直逼广州，占领广东后再调头直攻四川，从川东南插入。彭德怀的一野，从陕西、甘肃一路披星戴月追来。四川地方武装力量，刘文辉、邓锡侯部队不稳。仅有的黄埔系部队宋希濂、罗广文的部队都溃败。父亲的部队入川，第一件事情却是要对付四川乱局，接管他们溃败之后的防区。第一军边走边打，居然还打了几个胜仗，共军口耳相传：怪不得这是第一军。俘虏共军数百人，稳住重庆局面，争取到两个礼拜宝贵的时间。让国民政府能从重庆迁往成都，第三军已固守成都，预备抵挡彭德怀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说是三面作战，既要抵抗彭德怀部及刘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对抗。王生明将军当时是第八师副师长，部队一路冲到成都东南，抵抗刘伯承部，结果部队被打垮，王生明跟着军长吴俊，兵败负伤，化装逃到台湾。（按：王生明后于一江山战役中战死）

部队到达成都，四川叛军刘文辉部队，及反叛的原国防部厅长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内，他们准备要扣留蒋先生向中共邀功。

父亲曾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给在台北的汤恩伯将军，坚决反对会战，并谓我军处于内线不利位置，一旦与敌人会战，必遭全歼。父亲说趁敌人兵力未形成包围圈时，击灭共军的一部，再俟机击灭另外一部。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我军兵力布署呈一字长蛇阵，请兄有以教之。

在给汤恩伯的电报上，父亲的想法应是把部队主力转移到云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实力，又可占领云贵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现实环境根本不允许如此。果然，蒋先生要父亲赶往成都，所有部队只好往成都集中。父亲陪同蒋先生住军校，根据日记记录，他们每天密商接下去该怎么作战。蒋先生的日记中有段话，在如此危难时刻，宗南毫无颓唐之色，真将领中之麟角也。

父亲静观形势，认为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力主国府应该迁往台湾，也劝蒋先生退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先生离开成都。蒋公离开成都，父亲随即赶往西昌，力图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归刘文辉部控制，父亲调第一师一个营的部队到西昌，居然解决了刘文辉一个师的部队。

父亲从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飞机遭逢恶劣天候，斯时，整个大陆都已被共军占领，飞机只好往南飞，迫降海南岛。接连数日天气未放晴，飞机无法起飞，又与台湾通讯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回到台湾，急于与父亲连系，却遍寻他不着，颇为生气。所幸，天气放晴后，父亲终于赶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挥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队，两个月内，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

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陕西下四川不久，天气就进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我作了个统计，成都之役，父亲麾下牺牲了六位师长，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自杀；三位军长中的两位负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个负伤一个被俘。底下团、营、连长几乎牺牲殆尽。这些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国府全身撤退台湾，也帮蒋先生断了后。

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仍能获致局部胜利。

共军绝不可能让父亲在西昌站稳脚跟，与台湾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一九五０年三月，十万共军围攻西昌，父亲辖下的一万部队，多是新造之师，而且分散在好多据点，备多力分。而且，弹药补给均成问题，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军，系二野刘、邓的部队。父亲的部队无力固守，眼睁睁看着城镇与据点逐一被攻陷。到情势最危急的关头，蒋先生从台湾派了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及贺国光将军等人。当天晚上，父亲召集部将开会，父亲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与阵地共存亡。他要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参加会议的人员坚决不同意，最后，罗列起身发言。先前汉中会议是他力主挥泪入川，西昌会议上又是他挺身讲话。罗列说：共军四路围攻，喊出口号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对党国有什么好处？以后还有谁能号召失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生？

罗列说：汉高祖被围，纪信伪装成刘邦，引开匈奴冒顿单于的部队。我愿意当纪信，从现在起，部队由我指挥，我来做纪信，你上飞机。罗列跟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拉上飞机，直飞台湾。未几，共军攻进西昌，乱军之中，罗列受伤昏迷，当地彝族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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