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易手之后，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罗列逃到香港，父亲喜出望外，马上跟蒋先生报告，为罗列办理入境手续。其后，父亲奉派任职澎湖防卫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罗列，蒋先生同意，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刚撤退到台湾时，一度有传言，蒋先生要父亲当参谋总长，好友副参谋总长王叔铭还要父亲的参谋们先作准备，但后来父亲没有去，反而愿意到大陈岛（笔者按：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海上游击队）。一九六０年，经国先生衔命来见父亲，要父亲做参军长，他告诉蒋经国：「请你跟『总统』报告，我有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职务。」隔了两年，父亲就心脏病发作病逝了。

父亲刚到台湾，曾经遭逢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队奉命从西安撤退到汉中，由于和谈破裂，共军已渡过长江，局势危急。父亲暗思，应该为麾下将领在台湾购置房舍，安定部属军心，免除后顾之忧。于是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附近，购置五十间房舍，供麾下将领和家人撤退台湾的栖息之所。父亲却未藉此机会，为自己购买任何一间房舍。孰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跑到父亲办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将领，为他配一间房子。幕僚人员告诉李梦彪，这房子是给将领住的，你不符合条件，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报告我父亲。李梦彪兼任「监察委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以丢掉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人对他毁谤、误解，他非但不置一词，也不准部下仗义辩解。他说，你们多辩解，就多给「总统」找麻烦，不必辩解，打落牙齿和血吞。

弹劾案提出来后，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员」联名为父亲辩诬。经过「国防部」详加调查后，停止弹劾。而蒋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后也亲自出面讲话：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终于不了了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亲当澎湖防卫司令期间，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饷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三分之一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我们家人起初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直到父亲及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带孩子到澎湖，瞻仰树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铜像。适有父亲任职澎湖防卫司令时代，一位在办公室服务的老士官，赶来与我碰面。老士官拿出当年父亲的「军人补给证」说，关饷时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两位子女众多的部下。老士官还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泽，经常连系，他把梁老先生的电话留给我。回台北，我打电话向梁老先生求证，他一听是我，语气显得非常激动。两三天后，梁老先生两个当军官的儿子，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其中一位中校军官说，他们父亲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两兄弟愿意赴汤蹈火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亲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这怎够养家活口？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薪水不够家用，家里开销捉襟见肘，母亲老是为钱发愁，可是父亲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书，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别无它法，母亲指望写文章赚稿费。她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写散文仍非易事。为了补贴家用，她试着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报馆审核文稿的标准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亲非常沮丧，痛哭一场，我站在她旁边，深刻体会她的心情。母亲再接再厉，再写，再退稿，再写…。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获得刊用，文章上报，稿费来了。哇！我们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菜色马上丰富起来。父亲就是这种个性，宁愿刻苦对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属，所以他的部下都肯为他效死。

幼年时期(一九五０年代)，家里没有冰箱，父亲办公室主任程先生家里有只木头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层摆着冰块，下层存放饭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里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难忘。一九五０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搬来一部旧冰箱，品牌名称PHILCO，虽然是旧冰箱，令我颇为开心。我正高兴不已，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正色问我母亲哪来的冰箱？母亲说是罗列先生叫人送来的，因为罗先生升上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父亲疾言厉色大声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

十年前，前台大总务长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吊唁慰问。我握着他的手，劝他节哀：高伯伯您不要难过。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谈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谈起家父往事。他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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