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生者之居和死者之居往往相近相安。白居易《朱陈村》诗写道：“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坟墓，曾经是能够长久寄托亲情的象征。坟墓，有时又被认为具有某种能够预示宗族盛衰的神秘作用。历史上还多有“兵革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事（《宋史·孝义列传·姚宗明》）。坟墓成为凝聚宗族情感的一种文化标志。对于祖国、对于故土的忠爱之心，有时首先直接体现为对于家族坟墓的眷念。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人犯淮宁，地方长官向子韶鼓动士民抗敌时，就曾经大声疾呼：“汝等坟墓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宋史·忠义列传二·向子韶》）

在宗法制长期有规范性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杜荀鹤：《题觉禅和》），表明这种道德规范也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厚葬形成风习，于是“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而自然会因此诱发“奸人”盗墓行为，“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可知当时对于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也见诸史籍。《淮南子·氾论》写道：“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据说往往“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可知执法是严格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规定，“盗发冢”与伤人致残、讹诈、杀人及拐卖人口等同罪，都应处以磔刑。

《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汉赵记》曾记载了一位名叫张卢的男子在死后二十七日，有盗发掘其墓，张卢竟然苏醒的故事。说张卢复活后询问盗墓者姓名，郡县行政长官以为盗墓行为虽然原本属于“奸轨”，但是“（张）卢复由之而生，不能决。”豫州牧呼延谟将这一案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下诏说：“以其意恶功善，论笞三百，不齿终身。”盗墓行为原本应当严惩，只是张卢因此意外复生，才使得断案具有了复杂性。有的法律史学者将这些资料看作当时有制裁“发墓”的法令的例证。《魏书·高宗纪》也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四年（458）冬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ls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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