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各种盗掘墓葬者，罚处劳役，流放远方；已经打开棺椁的，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判处徒刑三年。其墓葬已被破坏以及尚未殡葬而盗损其尸柩的，判处徒刑二年半；盗取死者衣服者，罪减一等；盗墓取中器物、砖、版者，与一般盗窃罪同样处罚。对于真正的“发冢”，处置是十分严厉的。同类罪罚，“刑名轻重，粲然有别”，反映了有关法律经多年实践检验而日臻成熟。对于冢墓、棺椁、尸身造成毁伤的行为都有不同的处罚条文。甚至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行为，都要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罚（《唐律疏议》）。

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同样，被列为最严重的罪等之一，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戊戌日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应甄别罪行轻重，酌情尽快释放，不再囚禁。两年之后，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之举，但对于“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则不能“疏理释放”。又过了两年，唐懿宗因佛骨至京，再次宣布减免天下刑囚罪等，“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可见，即使在逢遇特殊庆典盛事，每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也不在其列。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盗墓的严厉打击，比汉人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二年（1124），“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态度之严峻。《金史·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尚书省上奏，“盗有发冢者”，金世宗说：连功臣坟墓也有遭遇盗掘者，这是因为没有“告捕之赏”，所以犯罪者肆无忌惮。“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在元代的法律中，有关于“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等条文。《元史·刑法志一》规定：官民人等但犯“发冢”之罪也是与“强窃盗贼”、制造假币、劫掠拐卖人口以及“放火、犯奸”等“诸死罪”同样处罚的。《元史·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子孙辈“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按照情节轻重断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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