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逆党”等同样，被列为最严重的罪等之一，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戊戌日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应甄别罪行轻重，酌情尽快释放，不再囚禁。两年之后，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之举，但对于“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则不能“疏理释放”。又过了两年，唐懿宗因佛骨至京，再次宣布减免天下刑囚罪等，“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可见，即使在逢遇特殊庆典盛事，每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也不在其列。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盗墓的严厉打击，比汉人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二年（1124），“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态度之严峻。《金史·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尚书省上奏，“盗有发冢者”，金世宗说：连功臣坟墓也有遭遇盗掘者，这是因为没有“告捕之赏”，所以犯罪者肆无忌惮。“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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