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法制长期有规范性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杜荀鹤：《题觉禅和》），表明这种道德规范也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厚葬形成风习，于是“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而自然会因此诱发“奸人”盗墓行为，“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可知当时对于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也见诸史籍。《淮南子·氾论》写道：“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据说往往“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可知执法是严格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规定，“盗发冢”与伤人致残、讹诈、杀人及拐卖人口等同罪，都应处以磔刑。

《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汉赵记》曾记载了一位名叫张卢的男子在死后二十七日，有盗发掘其墓，张卢竟然苏醒的故事。说张卢复活后询问盗墓者姓名，郡县行政长官以为盗墓行为虽然原本属于“奸轨”，但是“（张）卢复由之而生，不能决。”豫州牧呼延谟将这一案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下诏说：“以其意恶功善，论笞三百，不齿终身。”盗墓行为原本应当严惩，只是张卢因此意外复生，才使得断案具有了复杂性。有的法律史学者将这些资料看作当时有制裁“发墓”的法令的例证。《魏书·高宗纪》也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四年（458）冬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各种盗掘墓葬者，罚处劳役，流放远方；已经打开棺椁的，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判处徒刑三年。其墓葬已被破坏以及尚未殡葬而盗损其尸柩的，判处徒刑二年半；盗取死者衣服者，罪减一等；盗墓取中器物、砖、版者，与一般盗窃罪同样处罚。对于真正的“发冢”，处置是十分严厉的。同类罪罚，“刑名轻重，粲然有别”，反映了有关法律经多年实践检验而日臻成熟。对于冢墓、棺椁、尸身造成毁伤的行为都有不同的处罚条文。甚至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行为，都要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罚（《唐律疏议》）。

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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