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于在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绿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硬肚会等，都是农民武装自卫的组织，“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他具体分析了红枪会所具有的“反洋人”、“要真主”、“迷信”等几个显著特征，认为“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李大钊强调了红枪会作为农民阶级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同时他也指出了红枪发生分化的事实，“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反而屠杀农民协会领袖，“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李大钊提出要对红枪会反洋人、要真主、迷信等特征加以正确“解释”和引导，“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让他们知道，“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大声疾呼，“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人对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的分析和政策，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此前，苏联驻华使馆参事梭罗比耶夫曾就红枪会情况向国内做了报告，认为红枪会是中国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⑩]在1926年11月22日到12月16日召开的*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中国*党的代表谭平山多次提到红枪会问题。如11月26日在讨论布哈林和库西宁的报告时，他发言提到中国*党对“红枪会起义和一系列其他农民举事”领导不够的问题；11月29日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他两次提到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军阀统治区内的红枪会“起义”。尤其是12月2日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的结束语发言中，谭平山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党对红枪会的基本观点。他说：“关于红枪会，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们是土匪，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些在华北，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反对当地军阀的有组织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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