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王明等人在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一方面坚持认为各省春荒时期日益发展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运动是“革命运动进一步的高涨”的主要表现之一。[38]另一方面又在《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中，提出要在肃反中给苏区内“反革命”的北极会、硬肚会等“以无情的打击，要逮捕其领袖与根本禁止其组织存在。”[39]后来中央在文件中承认，由于有的地方对大刀会单纯的采取“围剿”策略，或者将捉来的大刀会群众“乱打乱杀”，个别地方“甚至认为凡是大刀会地方都是匪巢，凡是匪巢都无条件的烧杀没收，群众的纸槽香菇栅一概毁灭”。这种错误的作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江西苏区的许多群众“反水”，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或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反抗*党领导下的赤卫队、游击队。[40]同时，王明“左”倾路线无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的新形势，继续对会道门采取严格的“要兵不要官”策略。[41]1932年秋，中央决议中提出了党“对于土匪，红枪会，黑枪会，大刀会等的下层群众，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应该派我们的干部打入这些反动组织中去，根据一切具体的事实揭破他们的头脑们的欺骗与对于他们的压迫与剥削，来争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应该绝对反对同土匪头子、红枪会领袖等进行上层的联合，坚决反对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土匪路线。”[4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种作法，显然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参加即将到来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 

（3）抗战前期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争取广大会道门武装共同抗日，中国*党逐渐开始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对会道门实行的“左”倾路线。遵义会议之后，对会道门武装统一战线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1933年底，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即国民革命时期在确山运动红枪会建立河南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马尚德），大力向红枪会、大刀会群众宣传“豺狼入门，外患为重，要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思想，次年在南满抗联总指挥部的抗日联合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43]1935年10月，中央在给各地的秘密指示信中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有三种，即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要依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其中红枪会、大刀抗日会等属于群众自发的组织，他们的上下层对于抗日讨蒋的斗争精神都很高涨，应适用第三种形式，与之建立上下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基础上来开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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