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党的基本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神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之]等）我们应在民权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于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27]1931年初，中央发布通告，认为党要依照各地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去领导红枪会运动，并注意“排斥一切富农豪绅的领导，将斗争的群众夺取到自己的影响之下”。[28]1934年初，中央再次重申，“在农民群众的原始的宗教性的组织中（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夺取其下层群众。”[29]
可见，通过与会道门武装两三年的交道后，中国*党人已经较明确地认识到，会道门武装中的道首、道徒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应区别对待。此后，中国*党对会道门武装基本上进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实行打击头子与争取群众同时并举的方针。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七军进驻河南光山柴山保之后，由于当地红枪会几乎遍布每个村寨，聚众多，势力大，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同时，“还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对红枪会的争取、瓦解。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可靠的同志，秘密打入红枪会的内部，教育受蒙蔽的大多数会徒；又利用同红枪会作战的机会，挑选优秀射手，专打他们的头目，以破除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借用办“红枪会”的形式，把经过改造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0]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关于农运工作的通告中，针对地主阶级利用已有的武装组织，将“大部分中农吸收去了”的情况，提出党目前在农村中的工作，应特别注意对地主阶级所领导的联庄会、大刀会、红枪会、民团等，“开始做分化运动”。[31]1932年，周恩来在致中共江西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江西南（丰）广（昌）县委书记聂昭良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争取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用武装去消灭在大刀会后面的靖卫团，消灭大刀会的依赖的靠山，这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夺取大刀会下被欺骗的群众。……群众没有争取过来，单纯的以武力去打，有时还会更深刻化赤白对立的现象。对大刀会的策略问题，完全适用对红枪会等等团体的策略。”并提出用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等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切实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等土匪行动的发生。[32]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普遍采取了拉拢、利用会道门袭扰中国*党创建的各农村根据地的作法，中国*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以武装力量反击各地反动的会道门进攻的同时，也着力对他们实行政策攻心，以瓦解其组织，争取广大被蒙骗的群众。各根据地的红军、各级党政机关，采用张贴布告、写公开信、印发传单标语，以及战地喊话等多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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