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爆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挡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地起义军中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的主力。
这次起义发展如此之快,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白莲教组织力量壮大,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的结果。清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和大肆屠杀以及地方官吏的种种苛逼,则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湖北起义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也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舉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巴州、通江等地起事。不到一年,湖北、陕西到处燃起了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仗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本质上是广大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大搏斗,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70]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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