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刘朝选各部；龙绍周为首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富、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称巴州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首称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等各部。此外还有林亮功称云阳月蓝号，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龚文玉为首称奉节线号，包括龚其位、 卜三聘、陈得俸等各部。[83]
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应该说，这一举动是湖北起义军战略性的错误，造成从此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分散，终归失败。起义军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为流氓无产者(其中主要是流民)。流民本身的不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战斗作风。同时由于白莲教组织的分散性，造成了起义军的支派繁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在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把一些社会渣滓卷进了革命的洪流。四川起义军中以王三槐为首的极少数人，就是混迹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早在嘉庆二年春夏之交，他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与敌人勾搭。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会师，阻碍了他向清政府投降的路，因此，非常不满。他反对联合，制造分裂，．说什么“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他坚持“不肯”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合伙”。他还以“官兵追赶得紧，大家分路便于逃走”为借口，反对联合作战。[84]加上川东是多山地区，土地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同时，也可能是湖北起义军怕重遭像在襄阳一带的包围。而决定离开四川。当时川、陕边界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夔州白帝城沿长江东下，进军湖北。前路二万多人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一万多人，由王廷诏率领经远安、当阳后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然后攻襄阳不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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