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的黄亚四，就是原来的天地会的成员。这一文件中，总共收集了二十九名太平军战士的供述书（都是在道州和江华四周被捕的，他们都是在湖南加入太平军的），据认为其中包括不少加入天地会的人。黄亚四的部队也不例外，他们原来是在罗大纲（旧天地会员，后加入上帝会）的指挥下，与太平军一起，共同参加道州、江华攻击战的。众所周知，在这地方的太平军，由于吸收了许多旧天地会系统的会员，从而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些供述书不仅对上述问题有所说明，而且对当时天地会与太平军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广西的客家为什么对严格否定偶像崇拜的一神教，即上帝教能够接受下来呢？就这个问题，可以和它在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花县等地并没有获得这么大的支持这一事实进行对比。芝加哥大学的库恩先生对此已发表了极有启发的文章（菲利浦A·库恩（PHILPA·KUHN）：太平天国的幻想由来：中国一次起义中的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性。（《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国际季刊》1977年7月第19卷第三号）

　　这篇论文是库恩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米伦L考恩（MyvoNL·CoHEN）的著作《客家话——作为中国东南部社会文化变异的方言》（《人种史》1968年夏第15卷第三号）中论述的客家人（只限定在广东的）的存在形态，特别是移住初期分散居住的形态和他们的佃农生活，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广西的客家人的确是显示出移居的初期形态，而且具有典型性；他们被排除在传统的封建秩序的纽带，即乡土和宗族观念这一条纽带之外；这就是他们接受上帝教的重要契机。

　　我自己也曾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女子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以《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为题作了公开讲演，其中讲述了下面这样的话：后来移住的客家人，由于好的土地已被先住的农民占据了，一般不得不作为佃农耕种恶劣的土地，其居住形态也和先住民不同，即没有形成密集的聚居，而多半都是七零八落地分散居住着（贵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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