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支革命队伍，一在五岭南北，一在长江流域，各自牵制着清军的力量，在客观上互相为友军减轻了压力。1854年夏季以前，清军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天国时，湖南、广东本来被清政府视为它在江南的可靠后方和粮饷供应地，而天地会在广东发动起义，犹如后院起火，使之顾此失彼。特别是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兵湖南，清政府更加恐慌，深恐这两支革命队伍联成一片。我们可以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奏报中多次发出的既要援北征东，又要剿南防西，粮饷无着，援兵不继的哀叹里，看到他在这两支革命队伍的打击下的狼狈处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清政府不得不从同太平军和广东天地会起义军的作战前线来回调兵遣将，从而使这两支革命队伍互相为友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从本质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两支革命队伍之间最经常、最实际的互相支援的形式了。

　　这两支革命队伍，在他们没有直接接触之前，都互相表示了倾慕之情。但一当他们之间实际相会之后，相反却出现了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花旗军”与太平军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有两支队伍加入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一支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由湖南进入江西的起义军，另一支是翟火姑等率领由粤东进入赣南的队伍。“花旗军”共有“数十万人”之众（郭嵩焘：《花旗股匪有回窜粤东之意张运兰暂难赴闽片》，《郭侍郎奏疏》卷8。），他们对于太平军占领和保卫江西全省确曾起了重要作用，以后又随石达开、李世贤等转战各地，一直同江南太平军并肩战斗到最后失败。但是，实际上太平军与花旗却不能结合为统一的革命队伍，他们之间始终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在联合作战时，也往往不能相互配合，而是互相猜疑，以致给敌人造成可乘之隙（刘长佑：《禀耆中丞降贼被戕筹攻各情》、《禀耆中丞迎剿广贼获胜》等禀牍，《刘武慎公全集》卷23。）。太平军甚至不容许天地会起义军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活动（民国《汝城县志》卷19，武备）。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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