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的中立区,凡在这划定的区域之内的居民、船艇,要“一概驱逐迁徙”,勒令“搬迁他处”,在这些区域之内,“不得有干戈战斗之事,亦不准人夹带军械往来”。并且蛮横地要求,双方“皆应循我范围,无得逾越”(《包令照会》,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页198—199。)。如果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军事行动,他们就协同清军防守。很显然, 这些照会主要是在于对起义军进行恫吓和*讹诈,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活动制造借口。
英国舰队在珠江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他们在黄埔一带,有时冲进或靠近起义军的阵地,示威挑衅,有时充当清军进攻起义军的后援。此后,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还通过伍崇曜贷款给清朝广东当局,为他们提供镇压起义军的经费(《包令照会》,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页198—199。)。英、法则胁迫清朝政府,把广州附近抗击英、法联军的团练,调到西江和北江一带去镇压起义军(《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35。)。
起义军没有被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表现了严正的民族立场。1855年2月10日,陈显良照会英、法、美三国公使,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以贸易为名,向广东反动当局偷运援军、武器、粮米以及其他物资,勒令他们停止这种罪恶勾当(《陈显良致英、法、美三国公使照会》。)。
对于英国人的武装进犯,起义军则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据《麦氏族谱》的记载说:“(咸丰四年)九月末,兵船五十余只,夷人华船三只,围困佛山匪营。……坡山贼船四百有余,船小棱转,且值顺风,会合各处贼匪同救佛山,官兵大败,杀溺千余,夷人杀亦数十”(麦秉钧:《麦氏族谱》。)。
外国侵略者在*上和军事上的支持,给危急中的广东统治当局打了一支强心剂。英国舰队公然开进珠江的武装干涉,不仅使被围困在广州城内的广东统治当局保留了一条同外面联系、保持接济的通道,而且直接破坏了起义军围攻广州的军事部署,阻挠了珠江南北及江上起义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广东当局凭借了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利用了起义军行动上和指挥上不统一的弱点,才保住了广州危城,渡过了难关。
1853年3、4月间,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慑于中国革命的威力,不得不暂时改变公开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政策,宣布了虚伪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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