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广东天地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中外反运派都不甘心起义军的胜利，出于共同的目的，他们迅速勾结起来镇压这场起义。

　　为了逃避起义军的打击，许多地主豪绅纷纷向香港、澳门和广州逃难。尽管逃往香港的“船价极贵”，“富家室女不惯风涛，竟有死于船中者”，都在所不惜。当时有人写诗嘲讽这种情形说：“处处移家到海隅，洋楼翻作避兵符” （蔡士尧：《羊城纪事》，《荆花老屋诗钞》。）。省城广州，麇集着更多的官员、地主、士绅，以及那些“藉夷起家”（《石围塘公启》，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页303。）的中国早期的买办商人。他们深知，广州城落于起义军之手，就意味着自己的灭顶之灾。同时他们也深感清朝官军已经失去了确保广州安全的能力。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是，乞求香港英国当局出兵协同镇压起义军。这些人中，有不少（例如梁廷□等）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及整个四十年代，曾以爱国士绅的身份积极参加过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表现过一定的爱国热忱。但是，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在尖锐的阶级博斗中，他们暴露了剥削阶级的本质，在他们的心目中，昨天的民族敌人，现在成了他们镇压国内造反者的盟友和靠山；昨天战败求和，被视为奇耻大辱而割让出去的领土，现在则成了他们逃避覆灭之灾的避难所；昨天使他们十分憎恶的外国人的坚船利炮，现在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救命稻草。他们认为只有依靠外国人，才能保住或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什么民族尊严、国家利益，都被他们置诸脑后了。他们一面组织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协助官军守城，一面积极谋划乞求外国人出兵的办法。有的人主张，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政府当局的名义，“借外人剿匪”（华廷杰：《触藩始末》。）；有的人主张，派人去香港、澳门求“火船”、“巨舰”，“扫清妖氛”（《赵沅英手稿》。）。到外国人满足了他们的乞求，公然出兵援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兴奋得狂呼：“火船战舰洋飞箭，外国于今尽纳诚”（蔡士尧：《羊城纪事》，《荆花老屋诗抄》。）。他们无耻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援唐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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