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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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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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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单位。即使现代实行地方自治的高度分权的国家，由于自治单位尚须执行国家的委托任务，也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控制。库恩认为，自治并不意味着在主权意义上独立于大的*实体（注：Philip A.Kuhn,"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see Confi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Frederic Wakeman,et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258.）。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统一关系，尽管“与中央保持联络进行事务事业的增加，可以说成是集权化，但‘集权化’并不总是限于否定‘自治’”（注：［日］松村歧夫：《地方自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实际上，清政府就是试图在中央集权的范围内，收到地方自治的益处。康有为认为，建立立宪政府就是要规制地方权力的行使，将其纳入国家系统的范围内，而不只是承认其存在；正是特殊利益同一般利益的基本相容性，为大众参与*奠定了基础。通过将这种地方利益约束在宪政的框架内，国家就能既收到地方能动性（自治）的好处，又能将地方的领导权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有效的控制是政府获取社会资源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自治和社会动员必须以控制为前提。可见，清政府当时对地方自治活动的控制，是无可厚非的。
（四）地方自治是民间力量与政府权力互动的结果。从地方自治的进程看，晚清地方自治首先由民间发动，而后经由政府推动，逐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一些受地方自治思潮影响较深、经济发达、和外界接触较多的地区（如湖南、上海、天津等地），在部分绅商的倡导和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下，早就开始了地方自治试验。上海的地方自治虽由地方官的推动，而商人的主动参与则为极重要的一环。天津自治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的直接督导与绅民的动员式参与。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颁布后，各地的自治活动渐趋进入高潮。尽管清政府力图控制地方自治，但由于具有民主意识的新式绅商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争取，一些地方的商人还是获得了相当的自治权力。由于清政府各级政府官员和广大绅商的努力，至1911年，全国各地成立的自治会、自治研究会、自治预备会等团体达五十多个。此外，还有更多的自治研究所、自治公所、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仅直隶一省在1910年底就有自治预备会81处，自治研究所128处，学员3400余名（注：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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