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有利于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产生。地方自治以当地居民参与、举办公益事务为特征，这种活动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和团体观念的萌生。去私心、重公益，正是一个公民应有的素质。各地地方自治的举办本来就有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动机，如东北保卫公所就是为了抵制日本的瓜分阴谋、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而建立起来的。其章程指出，“即刻开办，现所议定者共有七八县，……皆日本兵力尚未施及之前，我同志赶即创办此举，原以辅官力之不逮，完中立之全权，将来无论何国，皆不得恃其兵力，据我寸土，夺我主权”（注：《东三省保卫公所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0期。）。随着外力的侵逼、自治的兴起和绅民的觉悟，国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俨然人人有公德心，人人有独立性，国民资格骤然进步。”（注：转引自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意识和*参与(1905-19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册。）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相伴随，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拓宽了*参与的渠道和广度。民主化体现为*参与的扩大和*体系对参与势力的有效吸纳。马克思也认为，民主的发达程度，社会对国家的制约程度，均可从社会参与选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反映。他说：“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利益。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6页。）在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下，一般人民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只有少数官僚具有表达其政见的可能。清末地方自治的实验，为地方绅商参与*提供了合法性途径。此前，生员和监生在清朝地方*中从无真正有影响性的、受尊重的地位，其影响主要诉诸非正式的、经常是非法的渠道，地方自治机构则体现了对其能力和影响的承认。士绅乃是中国地方社会的重要角色，是沟通民众与官府的桥梁。士绅对地方自治的参与，对于民主具有推动作用。实际上，在近代民权尚未普遍发达以前，绅权无论在中国或其他各国大多代表民权的先声。同时，由于大批的工商业者进入自治机构，从而改变了传统*参与者的成分，给封建政权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阶级力量。此外，不但地方自治机构的产生基于民主的选举原则，而且其运行规则也体现了近代民主的精神，因此从事地方自治活动有助于培养人们民主参与的能力和习惯。对于传统的官僚政权而言，地方自治实际上具有民主启蒙和*动员的作用。大量的反证也显示，国家权力制度如果没有地方自治制度作基础，就不可能期望民主制度的巩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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