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人创办市民公社，除从事商务活动和地方公益外，还在于借此“组成一公共团体”，使之成为“独立社会之起点”。并且期待“异日者，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进行”［①ｇ］。这不仅反映了苏州商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而且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立宪*的向往，并逐渐取代旧式绅商成为近代城市的主导力量。尽管其组织和影响不如上海绅商的自治活动影响重大，但仍表明了苏州市民阶层的分化和参与意识的增强，表明了新式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 

这一时期的地方自治活动，尽管受到清朝政府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使得绅商资产阶级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各地新式绅商仍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各项地方*革新活动，为推动近代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几种地方自治类型之外，其他各地新式绅商也自发地组织了一些自治团体，如广东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等，表现了绅商资产阶级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利益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在筹备立宪时期的地方自治活动中，也以咨议局为基地，积极参与地方*兴革，加强与基层自治团体的广泛联系，推动地方自治和立宪*的发展。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并不局限于咨议局内部的建言议政活动，他们更以咨议局为媒体，加强全国范围立宪力量的联合，开展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体现了立宪党人的*意志和参与水平。 

四、从社会转型看清末地方自治 

现代化的社会是全方位、长过程转型中的社会，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对其作出全面而准确的理论界定。但社会的流动、结构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