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为一儒家思想所笼罩的君权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长期被排斥于国家的*生活之外，*观念十分淡漠。清末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使得地方社会生活秩序逐渐发生衍变，不仅启迪了人民的参与意识，而且也提供了参与的渠道，社会参与进一步扩大。清末社会参与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投票选举。天津自治局成立时，最先实行普选，虽然合格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3％，但却是近代普遍参与之先声。上海总工程局成立时虽未实行普选，而是“就向来办事诸绅商中公同选举”，但也基本体现了工商资产者的利益。各级地方自治章程颁布之后，各地相继举行了议事会、董事会的选举，如湖北全省合计选出议事会议员1331人，董事会职员431人，共计1762人［①ｈ］。这批地方自治职员，成为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反映了社会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如果说清末咨议局的选举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的*动员，那么地方自治的选举则是对资产阶级中下层和下层社会的动员。其参与范围和参与意识的扩大，对清末地方*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参与意识中参政意识并不突出，中国商人也缺乏西方商人那种独立进取的精神，但各级地方自治机关的建立，毕竟为工商资产阶级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渠道；工商资产阶级也利用这一条件，在推动地方工商实业、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清末地方自治的倡导与实行，作为近代地方*革新的先导，体现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积极的主体选择，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重要一环。
①ａ《*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②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③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八，《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①ｂ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②ｂ《清史稿》“列传”，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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