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末地方自治的尝试，毕竟产生了选举制和议会制（尽管多半流于形式），这对于以官僚*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来说，具有某种民主启蒙和社会动员的意义。而其根本价值，乃是在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所以，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士农工商为基本成分，长期僵固不变，其中只有士绅阶层可以通过科举仕途作有限度的流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四民”阶层结构已初步解体。清末立宪自治运动期间，由于科举的废除和仕途的壅塞，地方自治便为地方士绅和工商业者提供了许多新的谋业机会，使传统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流动进一步增强。以上海、广东等风气早开的地方为例，从事地方自治活动的主体，即是那些已经或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和商人。他们的分化和转化，不仅松动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充实了力量。除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分化以外，又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相继形成。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各种文化*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清末社会流动的增强，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形态，但已使中国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体系向近代的“开放型”社会体系过渡。 

第二，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以自治辅助官治”的宗旨，但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设立，毕竟使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工商资产者开始渗入地方政权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地主阶级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地方政权的性质开始发生嬗变。由于各级议事会、董事会的成员均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现任官吏、军人、巡警不得当选，遂使许多拥有经济实力和一定社会影响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得以跻身于各级自治机关。他们通过市民公社这种基层自治组织，取得了一部分市政建设和行政管理权。就是在清政府所筹办的官办自治机关中，也有不少新式绅商参与其间。这不仅使国家地方*权力逐步下移，而且逐渐改变了地方政权的封建属性和社会功能，为资产阶级创建新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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