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在社会变革潮流的冲击下，被迫接过地方自治的旗号，作为挽救满清王朝垂危统治的一项自救措施。然而，清政府的目的，并非为了赋予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为了调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新的绅商“辅治”地位，以官办自治的形式，达到稳固专制政权基础的目的。因此，这就使得清末地方自治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并未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发展，未能实现资产阶级革新地方*的初始目标。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级地方自治机关更名存实亡。 

清末地方自治迭遭困挫，未能顺利发展，首要原因是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滞后，财税资源匮乏，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使得地方自治的推行受到严重阻碍。除了少数通商口岸和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较有成效外，其余广大内陆地区，对于地方自治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尤其是习于传统宗法社会生活的广大农民，更对地方自治等新政事物懵然无知。 

其次，清末各级地方自治机关，除少数开放地区为新式开明绅商所掌握，其他广大偏远闭塞地区，主要是由旧式地方官绅把持。由于地方官府的监督与控制，一些地方官绅得以因利图便，专务肥己。他们或借开办地方自治之机增捐加赋，或借官府势力鱼肉乡里，使地方自治失去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 

其三，以新式绅商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不仅力量单薄，而且态度软弱。他们未能明确着眼于地方自治的阶级属性，着眼于自治权力的自主性和民主性，而只是试图在传统的*体系与伦理规范之内，“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②ｇ］，其所获得的自治权力也仅限于管理地方公益事务，充其量只能是“官绅合治”，而无法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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