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事实很清楚，清廷当时之所以宣称仿行立宪，既是迫于形势，又是在敷衍各方，意在延续其专制集权。因此，一俟张之洞病死，随即罢逐了袁世凯、端方等，剪除了统治集团内的立宪势力，便出台了“皇族内阁”，公开露出了推行仿行立宪的真实意图，宣告了预备立宪的破产。理所当然地遭到人民唾弃，受到历史应有惩处，以致被推翻。然而“蒋文”却称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既缺乏充分史实依据，又无足够的理论分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二十世纪前十年的中国，民主革命与君主文宪是两种并行的、颇的市场*思潮。孙中山等人代表了民主革命思潮，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代表了君主立宪思潮，他们积诚罄哀的立宪运动，为什么会遭到清王朝的压制？海外的康、梁的立宪活动，又为什么一出台就为清廷所不容？这只能说明清廷是无立宪诚意的，更不是“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清廷的立宪表示，采取的是被动应付态度，旨在“消弭革命”。且雷声大不下雨，踌躇不前，很难挽回已失去的人心。犹如冬裙夏裘似的不合时宜，逆水行舟似的不合情势，因而尽管浮现一时，暄嚣一阵，终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总之，评估清末的仿行立宪，如果不注意考察其动因，目的、内容、实质以及推行实施状况和结局等方面，又不顾其潮流顺逆、人心向背与各阶层的动向等因素，只看到立宪是改变专制政体的一种途径，是变封建专制政体为民主共和的一个阶梯，予以过高的评价，那必然是只见其是，不见其非，一叶障目，失之偏颇。
【资料来源：《乐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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