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年间的一系列政局变动，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活动有绝大的影响。主持宪政最力的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罢的罢，死的死，新洋务派的势力一落千丈。

　　奕□唯权、财是恋，本无什么*主张。袁世凯在朝时，他常采纳袁的意见。袁罢免以后，他对宪政问题没有什么明确主张(当第一次国会请愿时，奕□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见《赵柏岩集》，《宣统大事鉴》卷一第9页）此语不过是为拆载沣的台。)。

　　在怎样巩固统治的问题上，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载沣与新洋务派不同，他比较保守。《辛丑条约》签订后，载沣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德皇威廉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他也“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及亨利亲王来华，旧雨重逢，对他又加以鼓舞”(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4页。按恽宝惠即下文恽毓鼎之子。)。载沣受此影响很大。他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训练一支得力的军队，似乎就可以保持皇统于永久了。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派弟载涛和毓朗为军咨大臣掌握陆军，派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派载润管理贵胄学堂，命载涛、毓朗、铁良编练主要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极力抓住军权。对于立宪，他不感兴趣而且反对。1911年各省立宪派请愿召开国会，由于载沣震怒，以致各衙门和政府大员都不敢接见请愿代表(李泰□：《独树一帜的善耆》，《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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