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闻伍廷芳在香港作大师状，岁可得万余金，若欲留之，亦必厚其薪水。黎道曾微探其意，非每年六千金不可，为数似觉太多。然留之俾为我用，钧署及各口有事，均可令其前往襄办；无事则令在津学说官话，与通晓汉文者翻译西例。若能辩正一事，有俾大局，所值当不止数千金。现在日本外务省延雇美国律师，即前充天津领事之施博威，岁费万金，想亦有见于此。伍廷芳究系中国人，与雇西人有间，且勿庸订明年分，写立合同，进退绰有余裕。 

查中国通晓西律，尚未有人，无从翻译。前派学生出洋学习，每岁费且讵万。如令将西律译出，则通晓政体、见解敏捷之人，一览自能了然，从此西律人人能通。而西人亦无从欺蔽，于办理交涉案件，不无裨益。即将来拟订中外通商律例，亦藉有援据参考矣。如承允许，其薪水一切，当会商南洋筹款给发。（注：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第2页。） 

可见伍廷芳不存在缺钱的问题。伍廷芳之所以屡屡将清廷上层之*情报输之于日本，是因为他自天津条约谈判以来，所建立的对日本的好感与友谊。 

伍廷芳的这种好感，是有其原因的。他作为一个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及种种歪风邪气，开始时格格不入，继而又非常憎恶。相比之下，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之制与司法制度，心向往之。因此，出于对日本的好感，他不顾客观条件，希望同日本结盟，希望从日本多向中国派专家指导等等。总之，伍氏是出于对日本的友谊，才心甘情愿地向日方提供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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