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认真备战，企图借助俄国等列强干涉，避免与日冲突，因而受到亲政不久、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屡次申斥，帝党势力迅速膨胀。李鸿章和伍廷芳、罗丰禄等北洋官僚处于*上被压抑的状态。因此，对光绪皇帝及翁同龢等帝党官僚的愤恨情绪，弥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积愈深。最后，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让李鸿章和他的两个亲密幕僚，当时的外交专家罗丰禄、伍廷芳一起来到日本议和。可想而知，李鸿章们是带着满腹的牢骚来到马关谈判的。 

李鸿章在谈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个中外皆知的和平主义者。当战争初起，他曾力图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战派硬是要打这场战争。在谈判桌上同战场上的敌人做这样的表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干系，赢得日人之好感吗？李鸿章们此时已完全站错了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档案文献中，凡有李鸿章处，均称之为“李伯”，称伊藤博文为“伊藤伯”；还有一本史书把李鸿章来马关与伊藤博文之会谈称为“双雄会”，即不管失败还是胜利，都是英雄。这是李鸿章给当时日本社会的印象。正如荒川已次领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国力，战后对日尤为敬慕。李氏认为战争之结果，恰恰证实了他战前的预见，故自内心对帝党人物更加鄙视。因而与日本外交人员产生共鸣。而中国的历史著作几乎很少涉及这些资料与问题。正是因为李鸿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伍廷芳回到天津以后，就频频同荒川已次领事联络，一面散布悲观情绪，一面请日人说项，让伍廷芳出任对中国内政改革颇为重要的清廷驻日公使。 

为了尽快兑现在马关签署的条约，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禀报是他们亲自顶着翁同龢的压力，去做军机大臣内部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工作，由他们再疏通恭亲王，从而说动位处深宫的慈禧，然后再强迫光绪皇帝含泪在《马关条约》上用宝。这是一幅何等凄惨的宫廷历史图画。它与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敌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显明的对照。&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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