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救济相比，国家对疫病的救疗基本缺乏制度性的规定。所以从国家的官书中，我们也很难发现国家对这次瘟疫采取过什么行动。不过，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是说国家会完全坐视不管，实际上养育民众、爱民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特别是对地方官府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也会采取一些救治措施。在这次瘟疫中，有些地方文献谈到，有司延医设局诊治染疫民众。比如： 

(苏州发生疫情后)郡守张公亲祷穹窿山，触暑而殂。赵太守酉接任，设局元妙观，延医诊治，每日亲到施药，医祁正明亦染时疾死。 

(苏州)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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