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灾荒之年的江南是很常见的，比如：道光十一年(1831)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也就是说，灾荒导致了环境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使得秽气郁积，秽气郁积更促使疫气严重。邵登瀛在谈到这次瘟疫的原因时，认为“途多饿莩，尸气绵亘……遂起大疫”。 

再次，当时人们虽然不无隔离防疫的观念，但出于道德和政府机能等方面的因素，政府和社会并未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举措。不仅如此，当时官府和社会为救济民众饥荒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反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疫病的传染。最典型的莫过于各地普遍设立的施粥厂了。显然，前往粥厂领粥的多为贫苦之人，而他们已经或将被感染疫病的可能性又相对较大。这种情况下，施粥厂简直就无异于疫病“传播器”。比如在昆山，“春夏大疫，时承大灾之后，两邑令劝募设粥赈济饥民。民就食者病死于道，相枕藉，櫘不能给，以苇席掩埋之。”对此，当时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有文献就指出，“日候关筹，夜栖孤庙，风搌檐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虮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聚数万众于一处，秽气熏蒸，以致疠疫。”只是由于国家并没有将此视为军国大事而着意解决，而且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救济方法取而代之，所以大都仍然沿用古老的办法。另外，在一些大的水灾中，还可能出现人们为躲避水灾，往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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