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帝国》。
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也是从科技角度对此现象发出的疑问。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序言中,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引人深思地问道:“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还没有十分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答案。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是20世纪奶年代,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或延续过程中国内曾出现过的所谓“超稳定结构说”。该说认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完备成熟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贬斥科技的儒家文明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形成了一种自身不容易突破自己的“超稳定结构”,这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曾形成过严重的阻碍。我大体赞成这样一种看法。
绝对的“停滞”说当然是荒谬的,我们前述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停滞”说虽有问题,当时中国许多方面如自然科学、教育方式等的发展缓慢却无疑是事实。以上提到的种种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当时这些方面发展为什么缓慢,应该都会有所启发。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却都不能成为替清王朝文化政策和其他相关决策失误加以辩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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