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面，此期的欧洲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传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近代教育体制，而中国的教育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蒙昧状态，陷入在为科举时文服务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虽然从形式上看，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若干合理的近代因素，但在内容上却已经完全腐朽不堪。对于科举时文考试的腐败，“吴江布衣”、以医术闻名的徐灵胎，曾作一首《刺时文》诗，给予辛辣的讽刺，诗云：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味道?辜负光阴，白日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26]! 

    以这样的教育制度，要想培养出大量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来，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说此期中西之间的差距，从文学、艺术的某些个具体门类来观察，似乎还难以有明确而强烈的感受，因为在这些领域，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得太为鲜明和突出，以至于人们在进行对比观照的时候，常常容易淡化或忽略其时代性的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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