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排水技术的某些先进之处，并不失时机地加以引进，使英国迅速获益。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在文化交流中，那种主动去了解、积极去引进的态度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从18世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衷，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的选择作用，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真正获得大的益处。当时欧洲人正是这么做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一点启示。
进入19世纪之后，欧洲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更趋淡化，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中国，那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尊崇，也就迅速转化为歧视。这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了。关于欧洲人18世纪和19世纪对待中国文化态度的前后反差及其因缘，英国学者曾以讽刺笔法做过一个辛辣而大体准确的论述，值得玩味。他写道：
178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威望黯然失色，除去欧洲新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思想在*上变得无用这一事实之外，还不难找到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19世纪中国自己已不是18世纪的中国了；清朝衰落了，人口过多，行政机构失灵，中国的艺术衰微了。北京已不再有耶稣会士任宫廷学者，随着中国官吏对外国的渗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贸易的)越来越猜疑和敌视，传教士和商人所传播的对中国的意见也越来越不利。但是中国的衰微和对教会和商人麻烦的加重，对看法的改变还只是次要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巨大进展，它现在开始是在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上运动着。工业革命和蒸汽机时代给予欧洲人以一种他们前所未有的优势感和效率感。欧洲人现在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科学、贸易和发明创造方面，而且也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已经是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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