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自然法则”，而“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他因此赢得了“欧洲的孔夫子”的美誉。作为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提倡以农为本，认定只有农业能够真正增加财富，轻视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还在作御医时，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重农学派代表、法国财政大臣杜尔哥还在法国进行有关改革实践，并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搜集农业资料。中国的谷筛、犁也在18世纪传到欧洲[21]。
到了18世纪末，欧洲的这种中国文化热开始退潮。主要原因，在于此时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任务已近完成。再加上当时(1877年)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耶稣会被罗马教廷解散，欧洲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信息来源。另外，古罗马的庞贝古城被发掘出来，又重新燃起了欧洲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热情。
在欧洲中国文化热退潮的过程中，1792-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一个重要事件。他外交使命的失败，他和使团成员们所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较多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消极一面(如他认为中国水军已不堪欧洲一击等)，在当时的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欧洲“中国文化热”的退潮。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过去中外研究者大多都关注了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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