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伦理学方面，都是最优异的。英国人在19世纪是欧洲与中国交往的主要代表。……1833年，英国自治领废除蓄奴制，现在英国人可以大谈其亚洲人忽视的人格的神圣性了。1818年，英国国会经过对法律提案的四次否决之后，终于废除了对从商店偷窃价值5先令货物的人处以死刑，于是英国人又可以马上大谈非基督教的民族是如何缺乏人道的感情。1814年，经过对法律提案的一次否决之后，国会同意废除了活挖叛国罪犯内脏的法定刑罚，从而英国人便可以表示他对中国刑法残酷的厌恶之情。由于这许多道德方面的进展，英国和欧洲整个说来就不再像18世纪那样的盛行崇拜中国的理性和美德，就不足为奇了[23]。
但尽管如此，19世纪时，中国文化仍然对西方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一点，以往人们一般很少重视。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室潘吉星先生多年研究证实，19世纪西方文化中划时代的标志性成果——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定，就受到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影响。他在撰写《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和《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等三部奠定生物进化论的巨著时，先后涉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和《康熙字典》等中国科技著作二十多种(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他的三部巨著中共引中国科技文献资料达一百余条，构成他的论点最为重要的材料来源。特别是在遗传和变异方面，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珍贵记录，如鸡的变种、树的嫁接技术等，便成为其理论赖以成立的重要依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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