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种“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深刻互动”之果的“一般思想”观念，（27）这样一个客观与主观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笔者以为，还是以“形成”而不是以“建构”来揭示其整体性质，要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包涵着无量的主观努力和“建设”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出种种的想像甚至于出现“神话”，但这只能说明它不是一个纯“自然化”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已。同“形成”相比，“建构”一词实在是太过于张扬了人的主观性，而不免轻忽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能动力量及其与人的选择之间“互动”的客观性。因此，用“建构”一词来参与分析这一过程，可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重视“过程”的意义本身，也是建构论者的重要特征），但用它来概括这一过程的总体性质，却并不妥当。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发展与社会认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认同过程在民国时期还只是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完成了实质性任务，而并没有最后终结这一过程。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认同角度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和整合无疑也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该过程至今也仍然处在某种延续和继续深化之中。从80年代以来广泛播扬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与这一新时代的民族整体认同相一致，“长城”、“龙的传人”、“中国心”乃至“大熊猫”等成为有影响的认同符号），到90年代后激荡神州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里，我们都分明可以听到对此一认同过程的历史回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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