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认为，所谓文明就是“生活之总称”，它应包含社会经济状态与道德状态的和谐。说到底，文明的“根柢”即可归结为人类生活多样性的“理想”与“目的”。因之，中西文化的差异，归根结底，也就在于各自追求的人生“理想”与“目的”的不同。这集中表现在东西方“社会经济目的”不同：东洋社会“图个体之平均”，着意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抑制奢华。这造成了中国科学不兴与千年停滞的流弊；但其追求平等与和谐的人生目的，并没有错。反之，西洋社会“谋局部的发达”，着意于欲望追求。社会生产虽然大进，但竞争冲突不已，终至酿成大战之祸，是其目的为“欲望之所误”。这里的解说并不完全正确。后来他在《人生哲学》一书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他说，文化进步的本质在理智与情意的统一。人类若仅仅注重理智，发展物质，而无视情意的陶冶，“则财富适为战争的媒介，科学反为*的工具”；反之，不重视理智，科学不兴，物质匮乏，情意陶冶也多成了空话。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趋重于理智，中国文化趋重于情意，二者固然都有自己的价值，但都称不上是圆满的文明，而各带病态，前者是“充血症”，后者是“贫血症”。杜以为中国固有的道德根于理性，最为纯粹中正，因之，救治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借重西方的科学和力行的精神，去实现中国文化自身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他说：“是故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43］梁漱溟同样界定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法，他认为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有我而无情；中国文化是“意欲持中”，尚情而无我，所以中国无论家庭、社会，“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账，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怡养，不能不算是一种优长与胜利”。梁漱溟较杜亚泉有更明显的隆中抑西的倾向，但他并未反对接受西方文化，只是强调这目的只应在于促进实现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即孔子所倡导的实践道德的“仁”的生活。

杜亚泉、梁漱溟倡言实现“理想生活”与“合理的人生”，是时人反思欧战的结果，同时显然也是受到了20世纪初西方反科学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特别是本格森的生命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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