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他们把实践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观念说成是20世纪人类的“理想生活”和“合理的人生”，缺乏时代感，是不可取的。仅管如此，它又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其中体现了“选择的原则”。本尼迪克说：“文化是由许多方面所构成，我们可以将之想象成一个巨型的圆弧，上面分布着人类可能关心的种种事项。一个文化不可能专注太多方面……每一个文化只选择圆弧上某些部分，而形成特色。每一个人类社会在文化制度的发展上都做过这种选择。”［44］杜、梁以为中国文化于人生哲学较为发达，注重情意的陶冶和人生、社会的和谐，因而染上了浓重的伦理色彩。此种见解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与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相吻合，表现了二人思想的敏锐与深刻。提出实现“吾人理想之生活”和“合理的人生”的主张，固然是否定了全盘欧化论，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具体思路：继承和宏扬中国文化“道中庸而极高明”的人生哲学。这就直接为其后的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学开辟了先路。
四、余论
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它关注和维护国人在文化上的认同，并以此助益于后者。从总体上看，甲午后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以日益自觉的姿态和极大的热情，藉祖国的历史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形成了必不可少的脊梁。从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看，其推动*变革，同样功不可没。
戊戌时期，康梁等倡“保国、保种、保教”，有力地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他们创孔教固然是为变法提供了护法神，同时组织学会，“广购书器”，“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究而备研求”；并刊布报纸，“表彰实学”并及“各国政学”［45］，在保教的名义下推进了西学的传播。
辛亥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则直接推动了共和革命。孙中山在反驳立宪派关于*进化不能躐等的观点时，其立论的依据就是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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