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国粹即中国的历史文化鼓荡排满革命思潮，是此期革命派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排满只是手段和策略，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进共和革命和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因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和清廷垮台后，革命党人毫不犹豫地立即舍弃了排满宣传，转而力主“五族共和”，强调国家统一，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固有文化中大一统的观念。这是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色。排满革命的口号适时地为“五族共和”的新口号所取代，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大一统”特质的可贵，同时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始终关注国人文化上的统一，对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于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以固有文化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思路。其中包括重视宣传祖国的历史文化以培育国人的爱国心；宏扬民族的精神，提倡自尊自信自强；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复兴中国文化等等，对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借鉴意义。然而，文化民族主义既是植根于民族自恋的文化情结，它便无可避免浸染着非理性的情感色彩，即包含着虚骄尚气、封闭自足的消极因素。一般说来，文化民族主义在为争取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其正面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一旦国家统一独立获得成功，其负面价值则易为突出地表现出来，而浸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总体上说，欧战前的文化民族主义重在为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立论，艰苦抗争，虚骄的心理尚不突出；欧战后，随着“西方的没落”，其虚骄的心理则明显地滋长了。这表现有二：一是只强调中西文化类的差异，而无视或有意淡化其质的区别，即因时代性的差异，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事实，因而钝化了批判封建旧文化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紧迫感；二是终未能摆脱“隆中抑西”的思维定势。人们总喜欢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进而强调中国物质文明虽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却较西方为高。梁启超以为西方物质文明因欧战已告破产，需赖中国的精神文明去解救；梁漱溟更断言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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