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斗争结合*斗争，以致有章太炎之驳康有为而认为刘歆之功超过孔丘，都是闭门造车，不顾客观事实，我曾经对于康、崔诸人说有过批判，但亦不直太炎说，太炎长于音韵小学，而短于经。我以为《左传》中的书法、凡例是《左传》原编者取当时流行的议论夹杂于记事中，《小戴礼记》中多有类似《左传》凡例的文句，这种体裁实为当时谈礼者共有公式，而《左传》凡例最初见引于《尚书大传》，这不可能是后人所伪造。

    《左传》中之“君子曰”，先秦古籍中多有之，散见于诸子及《国语》、《国策》诸书内，其性质均大体相同，乃原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作的论断。这种论断或为其本人所有，或为取自他人的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而事过境迁，在前人以为公平议论者，后人或认为荒谬不通，此《左传》中“君子曰”乃后人附益说的起因。其实《国语》中亦多“君子曰”，如《晋语》一、二、四、六各卷都有，其中和《左氏》“君子曰”相似者有《晋语》二荀息死节一段。因此我们说这种议论的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一如今之“编者案”。然而今文学派不止于此，又说《左传》、《国语》本是一书，“君子曰”既然可以加之于《左传》，未尝不能加之于《国语》。但我们知道，《国语》中的“君子曰”都在《晋语》，这给我们一种启示，作伪发表议论的“君子曰”是晋国史家所习用，一如《资治通鉴》之习用“臣光曰”。《左传》一书本来出自三晋，习用“君子曰”毫不足怪，而且还有另外的证据足可以证成此说，有些在《左传》中作君子如何如何者，在《国语·晋语》中则改作某某人曰，因此我们知道这是《左传》原编者变某人曰为“君子曰”。如果说《晋语》中“君子曰”也出自后人的附益，那么在《韩非子》及《史记》中的记载又足破其说，因为这些书都引用了“君子曰”或者还有评论；这些都排斥了“君子曰”是后人附益的可能。

    由于以上的说明，我们说《左传》原来传《经》，加罪于刘歆，并谓刘歆篡经以佐王莽篡国政更说不通。但此后今、古文之争，因政争而更加剧烈，刘歆之罪在今文家看来是罪不容诛；古文家则以为刘歆之功，功不在孔子下。刘逢禄反对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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