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刘逢禄对于《公羊》义法有所发挥，庄存与后，他开始发挥了前期公羊学的传统，鼓吹“三科九旨”大体依何而有所创造，以《春秋》为刑书，而以刑为礼之科条，不同于儒家关于礼刑的定义，不入于刑即入于礼，无中立之道，因而反乎中庸，都是崭新的议论，这崭新的议论导致礼与刑的结合而法令的观念出，可以说礼与刑的对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而礼与刑的结合，法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属于礼的范畴，更不属于刑的行列。因之我们说刘逢禄的议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呼声，虽然他的本意是要挽救这即将倾？的封建古厦，但他的呼声预示了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对于封建社会倒是一种挽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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