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所受西学的影响，还体现于倡导研究者的教育背景。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家，都有过留学经历或学习、传播过西学。梁启超在近代输入西学方面，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无人企及。罗振玉则与欧洲、日本的一流汉学家保持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粹派领袖骨干如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人也是传播西学的健将［55］。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国学保存会的支柱邓实与黄节，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为了吸收域外之学以治中国固有之学，他们或自己努力学习外文，或鼓励弟子学习外语，其中一些人能够基本掌握几门外文，如梁启超学过英、日、法文，章太炎学过日文、梵文。至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者，多会一门以上的外文，有的还精通多种外语。

２０年代以后，国学研究者继续保持趋新态势。北大国学门委员会成员大都有留日或留美学历，风俗调查会由张竞生发起并任主席，方言会由林玉堂任主席，《国学季刊》编委会由胡适任主任。而没有洋学位者则感到很大的压力。据说刘复留欧即因胡适激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中，四位有留学经历，梁启超则长期生活于国外。至少在该校学生看来，王、梁是国学名宿，而赵、陈、李则是“西学精通之士”［56］。陈寅恪在该院所讲全是欧洲汉学的正宗，后因几乎无人能懂，不得不改成较易理解的课程。厦大国学院成员基本来自北大，续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美、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周干庭、胡立初、李云林留学日本，余浩、慈丙如、张锡嘏、胡道远毕业于美国，舒舍予曾任教于英国［57］。燕京大学国学所中，许地山留学英美，谢婉莹留学美国，后又加入张星烺，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也毕业于异域。即使未曾留学者，也大都是国内新式学堂毕业，学术上积极求新。如北大的顾颉刚、容庚、容肇祖、魏建功、常惠、董作宾等。与此相对，一些当时人看来真正的守旧学者，则未与其事或被排斥在外。北大桐城派已完全失势，黄节、陈汉章、叶瀚等只是偶尔参加各学会的活动，有时还故意唱些反调。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即将赴欧的胡适宣称钻故纸堆治国学是条死路，而生路为一切科学。叶瀚即说：“行年将六十有五岁，从事考古，时已不及。适之先生希望犹大；我但愿在死路上多做点收集工夫，而让后人好开生路，将材料供给参考。因现在死路上材料供给过少，所以在北大授课，讲义毫无精采”［58］。北大的以新划线引起外界人士的不满，认为：“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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