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被视为学术中心由欧洲向全世界扩展的起点［62］。该学门还希望了解苏俄学者的情况，请赴苏俄考察开会的李仲揆、陈惺农演讲苏俄关于东方学术情形。李、陈认为：“俄国学术上的特色许多不与西欧相同，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面，他们的材料实在不少，我们很有可以合作的地方”，并着手联系［63］。此外，该学门曾与日方协商在北京用庚子赔款联合组建文科研究所，派马衡等赴朝鲜参观汉乐郡汉墓发掘，与欧美专家几次组织联合考查团。清华研究院筹备之际即准备与由卫礼贤主持的德国“中国学社”建立合作关系［64］，几位导师与欧美汉学名家如伯希和等交往很深，讲师李济则与美国毕士博合作到山西等地考古，后者预订有七八年的长期计划。
３０年代后，随着北大、清华、厦大等校有关教育科研机构改名或解体，国学研究渐趋消沉。只有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少数机构长期坚持。但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已留下深刻印记。尽管该名词从字面上很难把握概念，曹聚仁、何炳松、郑振铎等人曾公开表示怀疑。傅斯年在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特意声明：该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愿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材料不限国别，方术不择地域；既以追前贤成学之盛，亦以分异国造诣之隆”［65］。实际上，近代国学研究既非抱残守缺的旧学，亦非畛域自囿的中学。以傅斯年之语形容近代国学研究的宗旨实效，就主流而言并不过分。国学研究，就是一方面使传统学术向新时代生长，一方面让近代西学扎根于神州沃土。
经过近代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的形式与内容出现重大而明显的变化。形式上，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最终解体，受此制约的各学科分支按照现代西学分类相继独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分支。传统学术的变格自清代已经开始，乾嘉汉学首重音韵训诂考据，语言文字乃至金石之学专门化程度日高。中国史学本来极为发达，晚清以降，列强威逼，边疆危机加剧，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因而兴盛，带动整个史学自宋代巅峰以来再向新的高度迈进，并与欧洲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趋向暗合。但清代学术不能从根本上打破经学垄断的局面，各种专门之学只是解经的工具。所谓“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66］这种瓶颈状态在国学运动中终于被突破。清末国粹学派提倡诸子学，打破独尊儒术的偏见；民初破今古文之分，跳出家法，研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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