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大师。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68］此话在负有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伯氏决非有意贬低中国学者，相反，早在１９２６年，他就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视为治中国学必须具备的三方面预备之一［69］。二者相加，可谓国际汉学大师对中国国学研究成就与局限的完整考评。此后，尽管胡适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但代表国学研究后续并跃而上之的，是掌握地道欧美汉学而不甘牛后，借重宋代史学，将乾嘉信而有征式考据推进到“同情式考据”（罗志田教授语）的陈寅恪，由此在王国维跨越中西新旧学之上，进一步沟通人本与科学主义，使得国学研究不仅在国际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人文科学中跃居高峰。对其意义的完整认识，将是下一世纪的重要命题。
国学一词毕竟是对转型中学术笼统模糊的概括，确有成就的学者很少抽象地讨论这一概念，甚至反对教授《国学概论》之类的课程（如陈垣）。随着转型过程的完成，国学按现代学科分支被分解，失去了与西学、新学的笼统对应。周予同在论经学与经学史的关系时说：“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开展。”［70］借以说明国学与国学研究史的关系，不无妥贴之处。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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