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研究阵营中，还有一批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活动及作用引人注目。北大国学门研究规则规定：可随时聘请国内外学者为专门演讲；研究生有必要时，可聘请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并可聘请外籍学者为导师和通信员。该所曾先后聘请俄国的钢和泰、伊凤阁为导师，法国的伯希和、巴脑尔特，日本的今西龙、泽村专太郎、田边尚雄，丹麦的吴克德、德国的卫礼贤等为通信员。齐鲁大学国学所聘请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教授甲骨文和商代文化。厦大国学院有瑞士学者戴密微参与其事，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60］。清华研究院聘请钢和泰为名誉通信指导员。他们或以学术专长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国际东方学的发展，增加国际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关注，或利用社会联系和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同行的交往。其中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戴密微于语言学、佛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田边尚雄于中国乐律，均给中国学术界很大影响和帮助。

西方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来华传教士的兴趣与活动的影响，而这种兴趣与活动一直持续，不少人长期在中国研究古代文献典籍，调查地方方言和习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和基督教文明优越的观念遭受重创，对东方文明的兴趣与爱好增强。而中国本土在教育领域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教会与非教会大学的欧化教育受到猛烈冲击，清华学校学生因此感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该校增设国学研究院，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变形象，收效明显。教会学校本来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只是方式过于老套。面对形势，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发起中国化改革，加强国学研究，利用霍尔基金在燕大和齐鲁大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厦大创办国学院，则由于陈嘉庚、林文庆等华侨对中国文化的依恋。林受聘时问本校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学”。陈答称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61］。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与个人，十分注重了解欧美、日本等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动态，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及组织的联系交往。北大国学门通过通信员伯希和向亚洲学会介绍本所情况，交换刊物，并委托他代表国学门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万国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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