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郑和三使东洋日本、七下西洋各国，成为历史上的壮举，但他对本国的工商业者仍采取压抑政策，也不重视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按现在的话说，只讲*影响，不讲经济效益。所以明成祖以后，对郑和的活动不是歌颂而是拼命反对，成化年间兵部尚书项忠命库吏送检郑和出使西洋的档案，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并说什么：“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面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矣”。(49)后来升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就把郑和的航海记录、下西洋的档案卷帙全部焚毁，从此不再建造宝船。嘉靖以后尽管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海禁仍然十分严厉。
清朝建国后承袭了古老的重农抑商政策，称得上开明国君的康熙皇帝也曾亲自绘制“耕织图”，以示重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雍正皇帝进而颁发“劝农诏”，强调老祖宗们“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把农事者当作“久安长治之本”。于是整个清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也是农业税和盐课，商税和外贸收入极少。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总额是四千余万两白银，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关税只有四百三十三万四千零五两，(50)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之一左右。江浙闽粤四海关的税收总共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两，占财政收入的四十分之一也不到。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江浙闽三海关后，粤海关的税收，每年都是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最多也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这与农业税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了。因此，清朝皇帝们把外贸的税收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假外求，与外国通商贸易，只是天朝特别对外人的加恩体恤。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