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朝廷禀奏，但是，中国官吏对禁止鸦片的权力，当然只以不准中国军民吸食鸦片为限。至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413页。）。研究者认为，这等于是放弃了中国政府对外国鸦片*犯的稽查权，是在默许英国的鸦片*。当然，耆英的答复只能是私下表示，而不敢向朝廷有任何奏报，因为清中央政府在此时和以后，均始终坚持严禁鸦片的一贯立场，多次颁发上谕，重申朝廷禁烟政策，将鸦片烟贩严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册，第329、332页。）。耆英只是在事后奏报：“鸦片烟一项，上年夷酋朴鼎查在江南时，奴才即与要约严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340、310页。），与朝廷的立场无二。
鸦片战后，英国对华鸦片输入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根本禁绝英属印度的鸦片出口，这是英国殖民者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诱使中国开禁，南京条约没有完成这项使命。之后，英国驻华代表继续这一狡诈肮脏的侵略政策。1843年，中英进行虎门条约谈判，英方重提旧议。7月8日及13日，朴鼎查向耆英递交说帖两份，指出中方既不能禁国人吸食鸦片，也就不可能禁外人输入，而外人将鸦片输入中国，“与英国无干，万万不能代禁”；不如开禁“收平允之税”，反使*停止，犯罪减少，中国税收增加（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12-213页。）。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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