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6年2月7日照会北洋大臣李鸿章，声称邓承修等人“欲将新安、海宁至高平、保乐沿边一带阔大地方划归中国，实与新约稍有改正语意相背”。并转述法国外交部的意见，称不要因法国议院前有拟退北圻之议，便以为法国可将北圻境内何处割入中国，应当言明，断不可允。同时还威胁道，浦理燮经停议数日，拟即折回河内，他本人后日亦将起程赴京。这样一来，清廷害怕藉端生衅，第二天则下令邓承修等人：“即日约会浦使先按原界详悉勘明，以后稍有改正，再行妥商续办”，“所有现议多划之界，均作罢论”（注：《中越勘界往来电稿》卷一，载《汇编》，第27-28页。）。至此，清廷拟留瓯脱之争宣告失败。
2、改正原界之争。
邓承修接到“勘原界，再商改正”的谕旨后，思虑再三，认为如此做法有“三难”与“二害”：一难是边界居民不愿改属越南者不下数万人，纷纷呈诉，如先勘原界，他们必引起惊疑而滋事；二难是流民最近攻占保乐、牧马以东，造成道路梗塞，如因勘界而出兵镇压，必生枝节；三难是原界俱在乱山之中，多半已不存在，悬崖峭壁，加之春雨连绵，人马难以行进。一害是既勘原界，法方定不同意另订新界，如此将造成关门失险，战守俱难；二害是谅山以北无寸地属我，法方必要求在关内通商，这等于揖盗入门，已弃越地复失粤地。（注：同上引书，第28-29页。）因此，在2月13日的会议，他仍然坚持以河为界，决不稍让。当浦理燮要求他遵旨办理时，他答道：“廷旨当遵，约文亦不可背，若如汝所云，朝廷将我治罪，亦不能允。”（注：《邓承修勘界日记》，载《汇编》，第154页。）双方遂罢议。
16日再次会议前，邓承修接到北洋大臣电示，谓法国公使戈可当同意把通商地点设在越界。于是和李秉衡商量，非得文渊则关外无通商码头，势在必争。故在与法使狄隆会议时，仍争执前说，迫使狄不得不松口，答应以关外文渊东界之海宁，北界之保乐归我，但以河为界之说仍不肯让步（注：同上引书，第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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