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潮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手，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拙作《试论林则徐的反侵略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这与道光帝的战略决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与敌海战比起“徒守于陆”，更加符合英国从海上入侵的敌情。没有海军就没有海防，这是为中国近代史所证实的真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建新式水军显然是不可能的（林则徐也看出造船铸炮不及，缺乏筹划统帅人才等等），但雇募沿海民船水勇与敌海上接仗，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支海上队伍虽然在装备上、军事素质上远不如英国海军，如若胆壮心齐，器良技熟，指挥得当，有可能在某些具体战役中获胜，取得牵制英军、减轻岸防压力的效果。广东、浙江沿海人民的海上抗英活动，便是例证，这就使英军要扩大侵略战果，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清朝战费的开支、人力物力的损失有可能减轻。从这个意义上，与敌海战比徒守于陆在战略上高出一筹。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上达朝廷，更谈不上研究实行了，因而对战争的进程，未曾产生影响和作用。

（四）

中英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对英认识经历了“昔之犬羊，今则虎狼”的转变，即从相信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视中华”，在处理中英冲突中“仍优以怀柔之礼，”到看出“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早蓄谋逆”，“自当以威服叛”的转变。他的制敌方略，也实现从“以守为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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