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不仅表现为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且也需要对历史陈述体系进行述评、抽象、概括，这是研究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综观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觉、系统的反思与批判几乎是每一项具体研究的必要环节，而这一取向强化的结果便是蔚为风气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相互竞雄的局面。一定意义上，史观的嬗变本身既是对具体研究的归结和升华，同时更是对研究良性发展的导引。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不仅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美国中国近代史著作，同时又使我们能从较高层次来思考和把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态势。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教育史研究比较缺乏而又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教育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的研究，即习称教育史学的研究意识。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史学界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毛礼锐、周德昌、蔡振生等教育史学界前辈，纷纷撰文回顾和反思中国教育史研究[10]。继之，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触及这片教育史研究的薄弱地带，标志性的成果是由杜成宪教授等三人合著并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该书系统回顾了中国教育史的形成及90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教育史学界第一部反思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尚有不少缺撼。第一，从严格意义上讲，该书只能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要回顾，距离作者提出的“教育史学”要求有一个层次上的差别，特别是就教育史研究风格演变、不同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同一个时期内相互影响以及与社会思潮、史学思潮的关联等教育史学命题，尚未深入研究；第二，对不同时期重要教育史论著作者的分析尚未充分，特别是兴盛时期(1922-1937)几位教育史专家的资料有待考证。比如，该书著者误将陈青之和陈选善作为同一人[11]。事实上，陈选善和陈青之分别是教育学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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