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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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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5: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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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家。前者是近代知名的教育测验专家[12]，后者则是著成当时公认是中国教育史学界“最高成就”的《中国教育史》一书的作者[13]。这部十易寒暑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演进的缩影。换言之，无论是研究的框架建构、主题选择，抑或是具体论述的展开，实质上都是作者学术思想渗透并充分发挥效应的动态过程，若仅仅囿于著作本身分析显然是难以真正把握和评价的。又比如，选择《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的盛朗西，尽管详尽资料尚付阙如，但至少在其关注书院史之前有一段经历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从1927年8月起，盛朗西曾主持上海中学实验学校的实验工作多年，而教育实验事实上又是评判中西教育的极佳手段。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盛郎西的教育史研究主题的选择便有一定程度上的契合。可见，能否充分结合教育史论著作者的学术和思想经历，是能否准确地对诸如教育史功用、研究对象、评价尺度等问题进行归结和定位的关键。而这一点，正如上面所分析，我国教育史学研究依然是极易忽视的。因此，就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教育史学研究而言，不能仅局限于教育史研究简单回顾这一层面，更重要的是，应从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教育史研究中抽绎出诸如概念、范畴以及方法论等教育史学的命题，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包括专门概念、命题和陈述方式的理论体系。
（三）教育史研究队伍的培养
我国教育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学术队伍而言，应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优势，但仍然潜藏着危机。如果说上面所提到的教育历史现象的解释力度不够、教育史研究缺乏反思是危机外显现象的话，那么，教育史研究队伍所在的问题则是深层次的症结所在。无论是研究的进展还是理论的提升，高素养的专业研究队伍是关键。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前景来看，研究者在如下两方面亟需加强：第一，知识结构的扩充和完善。现代学术发展趋势表明，各学科间的借鉴、融汇日益成为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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