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身死”的。而在到达南京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的话。不过，在后一个奏稿中，特别说明洪秀全服毒是出自宫婢黄氏的供词，借以证明他六月二十三日所奏洪秀全“服毒*”是确切的。并以此向清廷报功。但是，由于材料出自伪造，故漏洞百出，其中所谓“官军急攻”，并非事实，“自二月以后一连三个月，曾国荃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而所谓“秘不发表……十余日始行宣布等语，”也非事实，幼主“五日后即位”（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2252—2253页。），说明黄氏口供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是曾国藩拟写两个奏稿时，并没有看完《李秀成供》，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李秀成所供洪秀全之死和他所奏内容竟然不同。这里有一条不太被人注意的史料，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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