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容的不合情理

　　我们知道：石达开后来对簿公堂，直至在刑场慷慨就义，都是神色怡然，侃侃而谈，头脑十分清醒。据此来看，此信中某些说法则于情理难合，令人难以置信。

　　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不免令人费解。骆秉章如果真的“依书附奏”北京的清朝皇帝，公文往返至少在一个月以上。即或骆秉章能够担当责任，在得到□批之前先行处理，自老鸦漩至成都公文往返也得十天左右。而当时军情紧急，瞬息万变，不要说是一个月以后，就是十天半月之后得到结果，对于解决石达开当时的问题都会失去意义。论石达开的精明，是绝不会作如此远水不救近火的空想。唐友耕当时驻军于大渡河北岸，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亦不然，因为《唐友耕年谱》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清朝皇帝）宏施大度”的话。如果希望唐友耕能够迅速作出决定，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唐友耕的地位远逊于骆秉章，无此权力。笔者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亦足以说明此信是赝品。并非出自石达开之手。

　　此信内容还有比较突出的不近情理之处，就是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絮絮不休地展示自己的思想，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仅廖寥数语。我们不禁要问：石达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希望迅速通过谈判保救残军，那就应该开门见山，提出具体条件，进行谈判，愈快愈好，岂容闲情逸致，从容反省？这难道是想得到敌人的同情与谅解？如果自己决心舍命全军，不畏斧钺交加，身首分裂，那又何必要取得敌人的同情！通观全文，从文笔，从情调看来，豪情不足，伤感有余，不大像一位旷代英雄的绝笔，倒像是一位落魄文士的忆旧与抒怀。

　　笔者认为：仅从这一方面看来，此信亦不可能出自石达开之手，只能是他人代庖的赝品。

四、内容的不符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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